相傳陳思王曹植東游東阿魚山,感天地之音,用中國的音律填詞《太子瑞應本起經》,創作了曲調唱誦本,由此創立漢傳佛教梵唄的第一聲——魚山梵唄。魚山梵唄是將印度佛教中的法事儀軌逐步改良,以適應佛教在中原的傳播。其主旨是佛教傳播而非音樂角度的梵唄發展。
華嚴字母是漢傳佛教音樂梵唄中的一個套曲,中國最古老的梵唄之一,包含了贊、偈、咒、文四種,演唱儀軌莊重,感化力深厚。其旋律優美、結構完整,是梵唄中非常具有特色的套曲結構。具有一字多音三彎九轉、音域寬廣富有起伏、調式變化色彩斑斕、使用重復元素等特點。
東晉孝武帝初,月氏人支縣南特擅聲法轉讀,因此“裁制新聲,梵音清靡,四飛卻轉,反折還弄”,創“六言梵唄”流星于當時,流傳于后世。“六言梵唄”被后世的《清規》 和《禪門日誦》采用和著錄。
西晉末年西域僧人帛尸梨密多羅曾作胡唄三契,梵音凌云,次誦咒數千言,聲音高暢,顏容不改,既而揮涕收淚,神氣自若。又授弟子覓歷高聲梵唄于今。覓歷遂成為當時江南梵唄高僧。“高聲梵唄”的名稱既不標志著內容和題材,又不標志體裁和形式,而表示這種梵唄的聲腔特點。
是繼魚山梵唄、連句梵唄出現后的梵唄,由康居國康僧會在吳都建康傳授。因為內容出自《泥洹經》而得名。康僧會世居天竺,隨父經商至中國,后出家為僧,于吳赤烏十年至建興,主要從事譯經工作。《高僧傳》卷一曰:泥洹梵唄清靡哀亮,一代模式。
出現時間與魚山梵唄相近,制于三國之吳,創作者為支謙。支謙博學多才,精通天文、圖讖,陰陽五行、音律、文學等,從事譯經活動三十年。他根據《無量壽經》和《中本起經》的內容制作了“贊菩薩連句梵唄”三契,流行于江南一帶。這一創作對梵唄藝術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梵唄”從古印度傳入中國后,用簡單音調念誦佛經主體部分的形式被稱為“轉讀”,而用唱誦形式演唱的詩歌體歌贊部分為“梵唄”。梵唄中國化初期,受西域影響較大,并逐漸流行于南方。
道安法師開創了在佛事活動中唱梵唄的先例。
佛教在中國廣泛流傳,國外僧人來到漢地弘法。同時,中國僧人創作了一系列的偈子作為梵唄唱詞并確定了立了以哀婉為主要特征的 “ 南方梵唄” 風格。
佛教梵樂大量傳入漢地,同時佛教梵唄與與中國傳統音樂相融合,梵唄中國化至成功轉型。
此時是佛教文化的極盛時期,梵唄中國化成為了“華夏正聲”。深信佛教的隋文帝一統中國后,親自制作了十首梵唄。此外, 當時官方非常重視梵唄, 還將梵唄立為譯經道場九種職位之一, 為梵唄的傳播提供了種種有利條件。
梵唄在寺院的使用情況維持著原有的秩序。由于“瑜伽焰口”的再次興起,使得梵唄有了再一次發展。與此同時, 脫離修道內涵的“佛曲”與寺院梵唄已有了明顯的分化,并正式出現在民間藝術當中。
梵唄在大體上繼續保存原有面貌的情況下, 與民間藝術、世俗文化相融合,通向世俗化。
弘一法師是重要的佛教音樂創作者, 他創作的佛教歌詞多為白話文, 法意 深遠, 旋律一般由自易上口的西方民歌改編, 或以西方大小調自創, 深受佛教徒歡迎, 給梵唄的創新帶來活力。
佛教團體重視梵唄的重要弘法功能, 在現代社會中大力提倡并出版了多種梵唄與現代佛教音樂產品, 形式相當地多樣化, 吸引了不少信眾與非信眾。
魚山梵唄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
傳承、弘揚新時代梵唄。
600余人隨喜參加,洗滌身心,清凈自我。
以佛教梵唄為基礎,宣傳中華民族傳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