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官吳縣的一個丙申六月，宏道撇下心頭政務，想來陰澄湖走走。在《陰澄湖》篇寫道：“與顧靖甫放舟湖心，被襟解帶，涼風颯然而至。西望山色，出城頭如髻，不知身之為吏也。”忙中偷閑一游，覽興舒發，于眼前湖光山色之中，竟然忘卻了自己身披官職。讀者也可借此以文識人，宏道有其任情適性之自然瀟灑。然而“少頃，郵者報臺使者至，客主倉皇，未能成禮而別。”誰知突然傳來巡按御史即至的消息，宏道失色，不及作別就焦急回任。轉而成為趣事一樁。
自適性情而深造“自得”之趣，是袁宏道及不少晚明文人的一種特殊處世方式和主要存在方式。于人情世故中固守真心個性、在社會道德規范面前順應個人的情感需求，各任其自為，隨時隨處使精神安適，和所在渾然。所謂“無往而不安，則所在皆適。”自適而不做“適人之適”的“鄉愿”，往往使主體獲得更多的精神自由。人得以成為他自己，并不由某種異己的東西來決定自己，擺脫各種形式的束縛且不沖突于環境，主客觀間的對立消除而實現統一，這往往又增進了精神愉悅。
自適的態度系于袁宏道們的一生，猶如潺湲悠澹之水面，自然流動。他們不刻意去塑造高不可攀的人生哲學，精神快樂盡來源于人們可以理解并愿意觸及的日常小景。《與龔惟長先生書》篇講述人間五樂。“篋中藏萬卷書， 書皆珍異。宅畔置一館，館中約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識見極高，如司馬遷、羅貫中、關漢卿者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書，遠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自己做一個有修為的藏書者，而能呼召悉數真友來家中書館坐而論學，由見識極高的人引領，于可近可遠之學問視野中暢話古今，此情此景不失為賞心樂事。 然宏道認為“目極世間之色，耳極世間之聲，身極世間之鮮， 口極世間之譚”才是頭等快活。縱極盡衣食聲色之樂后“家田蕩盡，一身狼狽，朝不謀夕，往來鄉親，恬不知恥”，也不喪其自適之樂。是為真樂也。這種由快樂折射出的人生觀和《敘陳正甫<會心集>》篇表達的趣味觀彼此顧盼。趣之得自學問者尚淺，取自自然者才為深層的情趣。真正的趣味正來源于率心而行，來源于人最無私念雜欲的內心，像“孟子所謂不失赤子，老子所謂能嬰兒”。而后天的學問道理與“趣”卻是矛盾的，入理愈深，去趣愈遠，不受聞見知識纏縛之趣才為發自真心的真趣。宏道之樂趣所以能引起共鳴，是為其“真”也。“真”就是不受外在經驗知識左右的本真狀態。“性之所安，殆不可強，率性而行，是為真人。[1]真人”之“真”輝映于文學上而成“信心而言”“任性而發”的“性靈”之作，把一切創作定位于本然的性情，其理論結果必然是“無聞無識真人”[2]之“真詩”，乃至袁宏道自己的“狂歌”、“浪歌”、“艷歌”之屬，或“謔語居十之七，莊語十之三，均無一字不真”[3]的“真率”之作。袁銑說“中郎公之真文真詩，實本其真性真情真才真識而出之。”[4] 中郎的創作正是其真性情在文學領域的自然延展。其弟中道“間傷俚質”的“疵處”，[5]因充盈著真情實感，難怪“讀而悲之”，令宏道感嘆“大概情至之語，自能感人，是謂真詩，可佳也。”宏道還曾道：“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這種“真”最強調生命的本色存在。
身在官場的宏道不忘時時游憩，脫離吏網之后更是舒逸山水、隨意跋涉。“想求取功名，便仕進;不堪官場惡濁，便辭官;難耐寂寞，又出山。[6]”2006年8月]宏道的仕仕出出都不成其內心的糾結，每一次選擇都是順任自然，不違本愿。他說：“此事只求安心，便作官也好，作農夫也好，做會兒市賈亦好??凡事只平常去，不必驚群動眾，才有絲毫奇特心，便是名根，便是無忌憚小人，反不若好名利人，真實穩安，無遮攔，無委屈，于名利場中作大自在人也。[7]”青年時期的宏道崇尚個性自由，肯定感性追求，也有受禪風所披的疏脫。一種適欲卻不為自己欲望所控制的快樂伴隨著他。“大抵世間只有兩種人，若能屏絕塵慮，妻山侶石，此為最上。如其不然，放情極意，抑其次也。”[8]“吾觀世間學道者有四種人：玩世、出世、諧世、適世。適世一種，其人甚奇，然亦可恨。以為禪，戒行不足；以為儒，口不道堯舜周孔之學，身不行羞惡辭讓之事，于業不擅一能，于世不堪一務，最天下不緊要人。雖于世無所忤違，而賢人君子則斥之唯恐不遠。”[9]宏道最喜此類人，以為自適之極，心竊慕之甚。
與論“趣”時所謂“得之學問者淺”相一致，宏道之“淡”是“擯除理念、淺易，以枯淡出腴潤，本色渾成的風格。” 萬歷三十年后，宏道的詩文由靈機淺豁趨于平允蘊藉，將“淡”的審美范疇引入到了“性靈說”中。萬歷三十二年的《敘咼氏家繩集》中有一番貴“淡”之談：
“蘇子瞻酷嗜陶令詩，貴其淡而適也。凡物釀之得甘，炙之得苦，唯淡也不可造；不可造，是文之真性靈也。濃者不復薄，甘者不復辛，唯淡也無不可造；無不可造，是文之真變態也。風值水而漪生，日薄山而嵐出，雖有顧、吳，不能設色也，淡之至也。元亮以之。東野、長江欲以人力取淡，刻露之極，遂成寒瘦。香山之率也，玉局之放也，而一累于理，一累于學，故皆望岫焉而卻，其才非不至也，非淡之本色也。”
其中，宏道對郊寒島瘦、白率蘇放詩作的不滿，也“是對自己前期刻露之病的悔悟。” [10]味薄色淺之淡，發揮到宏道這里成為一種非人力、理、學可取得的自然而恬淡的意境。莊子云“淡而無極而眾美從之。”此中“淡”味盡是由自然派生出來的，宏道所慕之“淡”就接近于莊學的本來面目，這種境界唯陶淵明的詩作中得以純正的呈現，凝聚著藝術錘煉的功力，于表面的濃麗更勝一籌。
文品常常是一人本色性靈的獨抒和人生趣味的表達。淡之詩文也正說明著宏道性情的蛻變。尤其是兄宗道去世后，生活上又淡適雍和許多。這種變化使他漸漸遠離濃習粉黛、清歌艷舞，使他認為“心中粗了，可以隱矣。”[11]于是有了客居柳浪的六年。即便不脫宦情，亦保有一份淡泊的情思。
“淡”是“不假雕琢，與真、自然聯系在一起的”，[12]質也同樣本于作者樸素真純自然的精神品格。萬歷三十六年，宏道又作《行素園存稿引》，表達了“質”的審美旨趣。為文者需要經歷一個“刊華而求質，敝精神而學之，博學而詳說”的修養過程，歷經“三變”----“去辭”、“去理”、“去為文之意”，久而久之方能“大其蓄、會諸心”，觸機而發，渙然于胸，胸有所明。表明創作是積蓄了淵博學識后的會心，是擺脫形式上的格套和束縛、去掉華麗辭藻修飾之后的對學識的超越，以一顆自在的創造的心引筆行文，方如“風高響作，月動影隨”般自然而然。宏道早年的自然是“信腕直寄”、胸臆直抒的，而如今求之于“質”的“自然”，則是“經過了復雜的創作過程而后達到的更高層次的自然，是符合藝術創作規律的臻于‘藝術真實’境界上的‘自然。”[13]在真而自然的審美精神上，袁宏道所言的創作主體精神之淡與質是可以合二為一的。[14]
《行》篇說“質，道之干也。”《壽存齋張公七十序》篇說“學道之致，韻是也。”后人并未紹宗顏回之樂和曾點之“童冠詠歌”這樣真正的孔氏學脈，所以臻達玄曠清虛境界的學韻之士常自佛老。至于韻與理的關系，“大都士有韻者，理必入微，而理又不可以得韻。”無心者“理無所托”，自然之韻反而突出，可見韻又是人“情性”“神明”的自然流露，如“稚子之叫跳反擲，醉人之嬉笑怒罵。”從心縱心者，得理后又能斷絕理的束縛，便能使韻全然。韻包含著一種對理的超越，從而進入心靈和精神的自由王國。它可能來自于不經意間的一舉一句，但卻留下了耐人尋味的畫外和言外之思。
早在萬歷二十八年，袁宏道就于官居北京的閑暇研究插花藝術，用心琢磨插花的花目、器具、花枝的繁瘦高低疏密，力求花與器具“意態天然”等等，著成《瓶史引》，正是其此時雅韻觀念的一種詩學表述。“夫幽人韻士，屏絕聲色，其嗜好不得不鐘于山水花竹。”“夫幽人韻士者，處于不爭之地，而以一切讓天下之人者也。”宏道尚韻，既含對“理”的掙脫，又講對名利的超越，與真正的世俗總保持著一定的心理距離。
宏道的一生，是真、趣、適、淡、韻、質的一生，是審美情操和人生情致不可多得的一生。佛學滋養著袁宏道的人之性靈與文之性靈，參佛修佛，擷錄經典，佛學創作……佛學，影響著他的人生價值觀，和他的生命、性情發生著因緣，這份因緣使我們視角里的袁宏道帶著獨到的佛學意趣，發展出了獨到的佛學成就，文學作品流露著淡淡的佛學意韻。
參考文獻：
1.《袁中郎隨筆》劉琦注，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識張幼于箴銘后》
2.《袁中郎隨筆》劉琦注，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敘小修詩》
3.《袁中郎隨筆》劉琦注，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江進之》
4.袁銑《重刻梨云館本敘》
5.《袁中郎隨筆》劉琦注，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敘小修詩》
6.馬杰、陳學通《文教資料》，2006年8月
7.《袁中郎隨筆》劉琦注，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黃平倩》
8.《袁中郎隨筆》劉琦注，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龔惟長先生》
9.《袁中郎隨筆》劉琦注，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徐漢明》
10.周群《袁宏道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第130頁
11.《袁中郎隨筆》劉琦注，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顧升伯修撰》
12.周群《袁宏道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第130頁
13.周群《袁宏道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第134頁
14.戴紅賢《袁宏道與晚明性靈文學思潮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第142頁
作者簡介：
肖雨童，女，2018年畢業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碩士，現就職于五臺山風景區管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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