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霞上人

竺樸雄健巴山開， 霞明玉映行無礙。

上窮華嚴下泥潭， 人間游化太虛臺。?

竺老是我受戒時的羯磨阿阇黎，是我在重慶佛學院學習時的院長，是我在四川省佛學院求學時的師長。

竺老誕辰100周年的時候，心里想著要將對老人家的緬懷寫成文字，但那一年病魔、雜務纏身，最終沒能實現這一愿望，十年來內心一直心存愧疚，滿心的歉意。今年是竺老誕辰110周年，以此契機，將多年來對他老人家的敬意和感恩化作文字，用以紀念竺老簡樸而又閃爍著慧光的一生。

竺老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在川渝兩地頗有影響力的高僧大德。竺老青年時代曾入雙桂堂佛學院、華嚴佛學院、漢藏教理院學習，是太虛大師的主要弟子之一。

竺老生前曾擔任過四川省佛教協會、重慶市佛教協會領導職務，住錫重慶羅漢寺法席，創辦重慶佛學院，積極推動建寺安僧、開展法務、培育僧才、扶危濟困、對外交流等工作，為川渝兩地劫后佛教事業的恢復做出了重要貢獻。

竺老生前還擔任過重慶市南岸區人大代表、渝中區人大代表，重慶市人大代表，重慶市政協委員，積極協助黨和政府貫徹落實宗教政策，參政議政，建言獻策，熱心公益，關心社會，得到了黨和政府的肯定和認同。

竺老一生保持樸素的生活方式，一生堅持樸實的行事風格，一生奉持質樸的待人之道，一生恒持謙和的處眾風范。正因為竺老身上所具有的樸素、簡樸、質樸、謙和等光輝品格，深受四眾弟子愛戴，也是我景仰和學習的榜樣。

一、投身佛門 奉獻一生

竺老生于1911年，俗姓徐，名裕亮，重慶墊江普順人氏。父徐公書富，母夏氏，行十三，除一兄一姊外，其余皆相繼病夭。

八歲時入徐氏祠堂私塾隨熊老先生學習，先后讀誦《三字經》《千家詩》《論語》《孟子》等儒學經典，閑時閱讀《三國演義》《西游記》《水滸傳》等白話小說。

十二歲入普順中心小學，學習《國文》《算學》《歷史》《輿地》《音樂》《圖畫》等科目，大量閱讀《史記》《漢書》《唐詩》《宋詞》《七俠五義》《封神演義》《聊齋志異》《濟公傳》等文學作品。對小說《濟公傳》中塑造的人物濟公十分崇拜和向往。

1928年，竺老在父親的支持下投梁平縣仁賢鄉西禪寺，禮福江上人剃度出家，法名圓相，字斯壽。因崇拜濟公，自號粥俠，又號燭瞎，后取諧音，改名竺霞，后以此號行世。

梁平雙桂堂舊影

1929年秋，竺老于梁平雙桂堂中道和尚受具足戒，羯磨阿阇黎、教授阿阇黎分別是雙桂堂的退隱月朗和尚、圓庸和尚。

離開西禪寺小廟，到大叢林雙桂堂學修，對任何一位初發心的出家人來說，都是一件十分高興的事，竺老的內心也自然充滿了喜悅。這可以從他當時留下的詩文中感受到，詩曰：“稻黃雀飛秋氣清，白云伴我雙桂行。世情不解僧居樂，習禪學凈心自寧。”

戒期結束后，考入設于寺中的雙桂堂佛學院。在雙桂堂佛學院學習期間，葦舟法師講授的《折疑論》、雙桂堂方丈中道法師講授的《法華經》讓他大開眼界，讓他對佛學教理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特別是國文教師唐宏文講授《聲律啟蒙》，讓他的詩文造詣有了很大的進步，唐先生曾以“光明世界”四字為聯出句，竺老以“黑暗叢林”為對，深受唐先生贊許。后唐先生借與竺老傍晚在石桌旁納涼的機會，曾以“二人同坐土上”為聯出句，竺老一時難以為對，直到晚年于夢中對以“一馬獨闖門中”一句，甚為滿意。

在雙桂堂佛學院學習兩年，由于他的勤奮和刻苦，在五十名左右同學中總是名列前茅，并以優異成績畢業。

1981年，中國佛教協會舉辦傳戒活動。圖為傳戒十師留影

1931年，竺老為了繼續深入研習佛法，離開雙桂堂佛學院只身前往重慶，經介紹到設在放牛巷的華嚴佛學院求學。

華嚴佛學院院址是一棟四層樓的青磚洋房，原是金鑫人壽保險公司的辦公用房，后公司難以為繼而解散，公司經理甘海泉居士在此創辦華嚴佛學院，聘請畢業于月霞法師在上海所辦華嚴大學的慧西法師駐院講授《華嚴經》，初期以“研習華嚴”為宗旨。

一年多后，遷南岸大佛寺，后因創辦人改宗旨為“讀誦華嚴”，引發罷課風波，竺老與開一同學在風波中因表現突出而受傷。

風波后，竺老與部分同學隨慧西法師到長安寺繼續研習《華嚴經》，期間蒙巴縣縣長馮均逸先生的幫助，慧西法師率學僧遷住巴縣白市驛鎮曾家場蓮花寺佛學院，竺老得以繼續追隨慧西法師研習華嚴，除了聽慧西法師講授《華嚴經》外，學院還開設有佛教史、各宗大意等課程。

竺老隨著華嚴佛學院遷徙，前后五年時間專心研習華嚴，對華嚴圓融無礙的思想有了深刻的體悟，這為他養成樸實謙和的僧格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37年，竺老已從華嚴佛學院畢業，心里生起赴江南繼續深造的愿望。是年6月，隨慧西法師從朝天門碼頭乘“福緣號”客船出發，前往上海，在客船上結識“福緣號”領江向興發，對向領江的虔誠信仰和平等善行極為推崇。

到上海后，暫住位于四川路的彌陀寺。期間與新結識的年輕僧人戒度法師前往普陀山，朝禮觀音菩薩道場。朝圣結束后，返回上海，仍住彌陀寺。

由于抗日戰爭爆發，隨旅滬同鄉會乘海船抵達廈門，經廈門繞道香港，由香港到達廣州，從廣州乘車到武漢，在劉湘駐武漢辦事處的接濟下，乘船返回重慶。受戰事的影響，近一年的顛沛流離，外出求學的愿望最終沒能實現。

太虛大師創辦的漢藏教理院

1938年，竺老在與華嚴佛學院同學開一法師的通信中，決定前往太虛大師于1932年在北碚縉云山創辦的漢藏教理院繼續深造，考入該院第三期普通科，并擔任班長，得以親近太虛大師、法尊法師、法舫法師等高僧大德，還經常聆聽名人學者的演講。

竺老在學院學習四年，不僅佛學造詣更精深，兼及藏文、政治、哲學、歷史等課程，讓他的見識和胸襟更加的廣博和寬闊，這為他日后成為一代高僧積淀了深厚的學養。

竺老在學院畢業時，以優異的成績和人品獲得太虛大師的贊許，曾親筆書贈“竺國梵僧傳佛法，霞天錦地露心光”聯語，以資印可。

漢藏教理院舊址

1942年，竺老從漢藏教理院畢業后，隨嚴定法師赴榮昌創辦寶城佛學院。1946年應正果法師邀請回漢藏教理院任教，直至解放。1950年至1956年蟄居梁平西禪寺。

1956年應開一法師邀請回縉云山協助政府開展“內查外調”工作。1960年安排在羅漢寺素餐廳售票，后成為前進綜合加工廠的一員，專門糊紙盒、扎掃把。

1967年隨羅漢寺僧人遷住位于通遠門下和平路天寶下院。1970年隨全市佛道教人員集中南岸慈云寺進行勞動改造，后被選為生產主任。1977年當選南岸區人大代表。

1980年，竺老迎來了人生的重大轉折點，是年調任羅漢寺住持，肩負起羅漢寺恢復重建工作，并將自己晚年二十余年的時光，全部奉獻給了羅漢寺。

1987年，竺老與正果長老、惟賢長老在重慶羅漢寺

竺老擔任羅漢寺住持時，羅漢寺的建筑已經朽壞不堪，主要建筑被其他單位占為他用，昔日羅漢堂的羅漢已化為灰燼，面對滿目瘡痍的殘破寺院，內心只能默默地發愿，期待能逐步重建。1983年，羅漢寺被國務院列為全國漢傳佛教重點寺院之一。

在黨和政府的支持下，率先培整修復了大雄寶殿，新塑釋迦摩尼、文殊、普賢三尊圣像，滿足開展基本的佛事活動。同時在竺老的多方奔走呼吁和長期努力下，占用羅漢寺房屋的相關單位直到1985年才陸續遷出。

竺老趁勢而為，積極倡導重建羅漢堂，邀請四川美術學院和重慶建筑工程學院的師生負責塑像工程。在各方的默契配合下，經過一年多的努力，羅漢堂終于重新建成。

繼后，竺老精心籌劃，相繼主持修建了濟公殿、法堂、藏經樓、禪堂、彌勒閣、妙香齋等殿堂和附屬設施。雖然沒能恢復舊觀，但在現實條件下，已讓羅漢寺成為功能齊備的莊嚴道場，這都凝聚著竺老的汗水、心血和智慧。

重慶羅漢寺新貌

竺老在擔任羅漢寺住持期間，工作重心主要放在羅漢寺的整體恢復和發展，而對于寺院具體日常事務的管理，總是以“無為而治”的工作方式，放手讓各寮口的執事們酌情處事，注重發揮執事們的特長，調動執事們的工作積極性。因此，在寺院里，竺老常常被大家誤以為“柔弱”，實際上這也是一種處事智慧。

1982年當選為重慶市佛教協會副會長，1987年先后當選為重慶市佛教協會會長、四川省佛教協會副會長、中國佛教協會常務理事，1993年任四川省佛教協會名譽副會長、重慶市佛教協會名譽會長、中國佛教協會咨議委員會委員。1997年重慶直轄后，退羅漢寺院事，讓賢大果法師繼任法席，并任重慶市佛教協會名譽會長。

2003年十二月十八日，竺老于羅漢寺退院寮安詳示寂，世壽九十三歲，僧臘七十六年，戒臘七十五夏。

1985年，竺老在寶光寺傳戒活動上

竺老投身佛門近八十載，在他的僧侶生涯中，有近二十年時光是在佛學院求學、辦學、教書育僧中度過的；有近三十年時光是輾轉各寺院，在社會變革、運動、改造中度過的；有二十余年時光是在羅漢寺的恢復、重建、開展教務、接待應酬中度過的。

竺老的一生，始終堅守自己的信仰，順境時奉獻佛門，逆境時蟄居佛門，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了佛教事業，不愧初入佛門的誓言。

二、慕虛大師 育僧育才

太虛大師是二十世紀杰出的高僧，是引領傳統佛教轉型走入現代社會的佛門領袖，在當時全國佛教界享有崇高的聲譽，特別是其遠見卓識和深邃的智慧引領時代先鋒，深受青年僧伽的仰慕和崇敬，竺老便是這眾多青年僧伽中的一員。

漢藏教理院舊址

1930年太虛大師到四川弘法，在四川省主席劉湘的支持下，擬創辦漢藏教理院，聯絡漢藏感情，溝通漢藏文化。

經四川省建設廳廳長兼重慶警察局局長何北衡先生具體操辦，選定北碚縉云寺作為院址，經過兩年的籌備，于1932年秋正式開學，劉湘任名譽院長，太虛大師任院長。

學院以“淡寧明敏”為院訓，設普通、專修兩科，普通科學制四年，專修科學制兩年。普通科分甲乙兩班，乙班兩年畢業轉為甲班，甲班兩年畢業后可升入專修班。

學院在太虛大師的指導下，高僧大德云集，名師薈萃，師資陣容雄厚，一時成為青年僧伽向往的佛教界最高學府。特別是抗戰爆發國民政府遷重慶后，太虛大師常駐學院講學，漢藏教理院更引起青年僧伽的關注。

正是在這一時期，竺老于1938年考入漢藏教理院，得以朝夕親近太虛大師。學習期間，有名師教導，有名家引領，有名賢交往，學修都獲得了巨大的進步。當時漢院的學僧不僅能親近高僧大德受教，還有許多政要和社會名流慕名到學院參觀或演講。

竺老在漢院求學時，先后聆聽過郭沫若、林語堂、梁實秋、老舍、翦伯贊、馬寅初、馮玉祥等名家名流的演講，令他眼界大開。

在四年學習中，深受太虛大師思想影響，并折服于太虛大師為法為教的熱忱和擔當，成為太虛大師賞識的弟子之一，并立志追隨太虛大師，終其一生繼承太虛大師育僧育才的志業。

榮昌縣寶城佛學院舊址

竺老在漢院學習期間，還與謝無量夫婦、馮玉祥將軍成為忘年之交。在漢院學習的第三年，受法尊法師指定，竺老負責指導謝無量先生的夫人學習藏文。在一次指導學習中，謝夫人看見亭旁的荷花，隨口吟出了譚嗣同題憩園的上聯“人境影中，被一片花光團住”，竺老即刻對出“霜華秋后，看四山嵐翠飛來”下聯，深得謝夫人贊賞。后在與謝無量先生佛學經義的切磋中，成為忘年交，謝無量先生還專門送給竺老一副書法作品，以為紀念。

竺老學習期間，與來山小住的馮玉祥將軍甚是投緣，馮先生離開縉云山時，還特別以隸書寫下一副以“天下為公”為內容的書法作品相送，可見馮先生對竺老的敬重。

1942年，竺老從漢藏教理院畢業，由于已經有了十余年的佛學院研修生涯，已然成為一名德才兼備精通佛學的法師。畢業后，受老師嚴定法師邀請，到榮昌興辦佛學院。

嚴定法師，籍貫湖南，早年畢業于武昌佛學院，后赴西藏學習，是太虛大師弟子中佼佼者，曾在四川大學任教，頗受師生歡迎和敬重。應榮昌參議長陳漢傳先生及夫人趙懋云女士（榮昌女中校長）的邀請，赴榮昌縣城西門外寶城寺創辦寶城佛學院。

嚴定法師赴任時，挑選了漢藏教理院的學生竺霞、演清、悟嚴諸師一同前往，協助教務，襄助院務。到院后，竺老被任命為教務長，在嚴定法師的指導下，負責教學安排，設置課程，編定課表，有時還要親自印制教材。竺老除了承擔教務事務工作，還要全身心投入教學中，先后為學生講授了《五蘊論》《百法明門論》《俱舍論》《古文觀止》等課程。

榮昌縣寶城寺內的太虛經樓

由于竺老在寶城佛學院辦學認真負責，頗具影響，還被推選為榮昌佛教會理事長。最令竺老深受鼓舞的是，1943年1月，自己最尊敬愛戴的太虛大師來到榮昌，親眼看到自己的學生能將佛學院辦得頗有成效，領會自己培養人才的苦心，太虛大師非常贊賞，并親自書寫一聯“棠宴蓮開，三千世界嚴香國；玉瓶桃熟，五百由旬達寶城”贈與寶城寺及佛學院，這既是對自己學生的認可，更是對得意門生的鼓勵。竺老深受感動，內心感到無比的榮光，也更加堅定了自己為佛教培養僧才的信念。

1946年春，由于抗戰勝利后漢藏教理院許多教員都回了江南，太虛大師也離院到了上海，正式任命法尊法師擔任院長。此時學院師資隊伍出現短缺，擔任教務長的正果法師，報請院長法尊法師同意，聘請竺老回漢藏教理院擔任訓育主任兼佛學教授。

竺老從漢藏教理院畢業已經四年了，重上縉云山，睹物思人，無限感慨。作為訓育主任的竺老，肩負起全院學生的品行修持督導，還要率先垂范，為學生日常生活和學習操勞。竺老還為學院第五期學員講授《俱舍論》和《比丘學處》等課程。

竺老在課堂教學和學生管理工作中，始終貫徹太虛大師“人成即佛成”的佛學思想，堅持佛教精神與現實人生圓融匯通的原則，注重學生的基本品德和修養，善于耐心和學生溝通，心平氣和與學生交流談心，成為法尊法師和正果法師的得力助手。

1947年3月17日，一代佛門領袖太虛大師在上海玉佛寺辭世，慧星隕落，法門折幢，佛教界失去了一位先鋒巨匠，漢藏教理院也失去了靈魂導師，讓全院師生陷入了無盡的悲痛。

院長法尊法師當即赴上海奔喪，竺老協助正果法師料理院務，并組織追悼活動。從當時學院里的兩幅挽聯中，可以感受到漢院全體師生對太虛大師的愛戴、崇敬、不舍、惋惜。一聯曰“四十載拯救培僧，悲志未酬，何堪遽返兜率；五大洲宏宗濟世，慈心無已，惟望再來閻浮。”另一聯曰“為國宣勞，為教宣勞，際茲大亂未平，方冀長資慧日；舍僧而去，舍世而去，悲夫復興甫望，何堪遽殞良師。”

重慶漢藏教理院太虛大師之塔

追思太虛大師的同時，全國各地的師生和追悼委員會決定為大師出紀念集，向各位師友發出了征稿倡議，五十余位師友都撰寫了紀念文章。紀念文章匯集后，由漢藏教理院同學會編輯為《太虛大師紀念集》，在漢口三民印書館出版發行。

紀念集收錄了竺老當時撰寫的紀念文章《太虛大師判攝一切佛法之研究》，文章是從繼承太虛大師佛學思想的角度展開的，重點闡述虛大師所倡宏的“今菩薩行”，號召繼承虛大師提倡的“人生佛教”思想。從竺老的文章中，可以感知得到他對虛大師佛學思想精髓的準確把握，不愧為虛大師賞識的學生。

1949年底，新中國成立前夕，戰事消息也頻頻傳到漢藏教理院，學院的學生漸漸人心渙散。期間有不少師友動議，將漢藏教理院遷往海外，院長法尊法師正在成都講學，院務交由正果法師代管。正果法師審時度勢，決定漢藏教理院不隨“國民政府”遷臺，依然選擇留在內地，迎接新的時節因緣。

竺老與正果法師是相知相契的道友，他深知正果法師決定學院不遷海外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他也佩服正果法師的堅定精神，毅然支持正果法師的決定，與學院師生共同迎接解放。從在漢藏教理院學習，到再回漢藏教理院任教，竺老與正果法師交往最深，從學友到同事，成為了一生的摯友。

竺老與正果長老合影

改革開放后，佛教事業的發展迎來了新的春天，隨著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實，寺院的法務活動也得到逐步恢復，進入佛門的青年僧伽也不斷增多，為了提高青年僧伽的佛學素養和文化水平，竺老的內心又萌生了創辦佛學院的念頭。

1990年，在有關方面的支持下，竺老在重慶羅漢寺創辦重慶佛學院，學院秉持太虛大師的佛學理念和辦學宗旨，招收四眾弟子進入學院學習，學院既有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還有優婆塞、優婆夷。

竺老親任院長，惟賢法師任副院長，陳文杰（漢藏教理院第一期學生，法名同杰）任教務主任。竺老還親自授課，講授《藥師經》，惟賢法師講授《遺教三經》，陳文杰老師講授《佛學概論》，彭宗民老師（1962年畢業于中國佛學院研究部，法名徹洪）講授《印度佛教史》，樊吉文老師（漢藏教理院學生，法名寂文）講授《五蘊論》，甘文峰老師（漢藏教理院學生，曾赴西藏學習，法名寂禪）講授《古典文學》，楊自合老師（1958年畢業于中國佛學院，法名廣平）講授《因明概論》，楊春巍教授（建筑研究院）講授《佛教與科學》。

學院聘請的師資，大部分都是畢業于漢藏教理院，也是太虛大師的學生，大家受竺老的感召，云集于羅漢寺，發揮余熱，盡心盡力，共同繼承太虛大師培育僧才的遺志。

1985年，竺老在成都寶光寺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隆蓮法師在有關方面的支持下，在成都鐵像寺創辦了具有全國性佛教院校的四川尼眾佛學院。

創辦之初，由于師資匱乏，竺老還應隆蓮法師之邀，專程到學院為青年尼僧講授《大乘五蘊論》等課程，以實際行動表達對隆蓮法師的重視尼僧教育和人才培養的支持。從某種意義上講，竺老的這一看似平凡的舉動，不難看出受太虛大師思想影響的影子。

1987年，參加第五屆佛代會的原漢藏教理院師友合影

竺老一生仰慕并追隨太虛大師，一生對太虛大師的敬重之情不減。太虛大師五十壽辰時，漢藏教理院師生曾在獅子峰筑有“太虛臺”以為紀念；太虛大師圓寂時，漢藏教理院師生曾在縉云寺旁建有太虛大師舍利塔。“文革”中，“太虛臺”和太虛大師舍利塔皆被毀壞。1988年，為緬懷太虛大師的豐功偉績，竺老發起在原址重建了“太虛臺”和太虛大師紀念塔，并請虞愚先生重寫了“太虛臺”并刻石，請趙樸老題寫了“太虛大師之塔”，竺老親自撰寫了“智通三藏，機應五乘，曠代高僧傳千古”上聯，洪禪法師撰寫了“學貫古今，名揚中外，四洲弘法第一人”的下聯，篆刻于塔的兩側，表達了兩代學生對太虛大師的緬懷和贊頌之情。

1985年，竺老在寶光寺傳戒活動上

竺老與漢藏教理院學長正果法師成為摯友，對正果法師的尊重之誼不退。“文革”結束后，宗教政策逐步落實，1979年5月，竺老北上，到北京廣濟寺探望師長法尊法師、學長正果法師。竺老在廣濟寺住了一個多月，三位師友分隔二十余年后重逢，內心無比感慨，三位老人余生劫后再敘，相聚甚歡，徹夜長談，談他們的老師太虛大師，互相交換昔日師友分散后的信息和情況。正果法師還特別派人陪同竺老，到北京各寺廟及名勝古跡游覽，竺老也已近古稀之年登上了萬里長城，站在長城頂上，內心無比期待佛教的復興能夠逐步走上軌道。

1987年1月，正果法師回到闊別了三十七年的重慶，竺老陪正果法師一起到慈云寺、雙桂堂等處參訪，還特別陪他上縉云山，探訪漢藏教理院舊址，故地重游，了卻夙愿。正果法師回京后，就在這一年的11月20日在廣濟寺圓寂，重慶之行，成為了正果法師于竺老生前的最后一次面敘。

正果法師圓寂后，竺老為表達對這位學長的敬重，提議將正果法師的靈骨塔建在縉云山，得到了趙樸老和中國佛教協會的支持，委托竺老親自承辦。1990年11月21日，正果法師靈塔在縉云山太虛大師塔旁落成，趙樸老題寫了“正果法師之塔”，塔側刻有鄧穎超題寫的挽聯“論其生平，以發揚佛教優良傳統為職志；廣為信眾，樹熱愛社會主義祖國之楷模”。在竺老的努力下，正果法師又回到了他學習和工作過的熱土。

圖為竺霞法師靈塔（左）、正果法師靈塔（右）

2003年冬，竺老圓寂荼毗后，在重慶市佛教協會的支持下，決定將竺老的靈塔也建在縉云山，與太虛大師、正果法師靈塔毗鄰。

三位師友相敬、相知，長臥于昔日生活學習工作的地方，也可謂是一段殊勝的因緣和佳話。

三、終身淡泊 高風共仰

竺老不僅全身心投入羅漢寺的恢復重建和弘法事業，他還積極主動地關注重慶、四川乃至全國佛教界的教務工作，推動和支持各地落實宗教政策，恢復佛教活動場所。

他還特別關心青年僧伽的接引工作，多次參加傳戒活動，擔任重要師承，為培育后學不辭辛勞。

1981年元旦中國佛學院學僧受具足戒，圖為戒子與十師合影

1980年底，中國佛教協會第四屆全國代表會在北京舉行，這是“文革”結束后全國佛教界第一次盛會，備受矚目。

在這次會議結束后，經趙樸老提議，由正果法師具體操持，在中國佛教協會駐地廣濟寺舉行了中斷二十余年的傳戒活動，為剛入學的中國佛學院學生傳授三壇大戒，也有部分在“文革”中受形勢所迫還俗又重新回到僧團的僧人一并重新受戒。竺老被禮請為此次傳戒活動的十位戒師之一，擔任第六位尊證阿阇黎。

此次傳戒是“文革”后第一次傳戒活動，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是經歷劫難后中國佛教界僧團重新吸收新生力量的標志性事件，竺老不僅見證了這一特殊歷史，還成為了這一歷史的參與者，這不能不說是他人生中值得記錄的殊勝經歷。

1985年，竺老在寶光寺傳戒活動上

1985年秋，“文革”結束后四川省佛教界第一次傳戒在新都寶光寺舉行。由于這是全川中斷三十余年首次舉行的傳戒活動，叢林制度難以為繼，勘為戒師的尊宿也十分匱乏，為了如法如律辦好此次傳戒活動，在四川省佛教協會的主持下，從全川名山大寺遴選德高望重的戒師，成都文殊住持寬霖老和尚被禮請為得戒和尚，樂山烏尤寺住持遍能老和尚被禮請為羯磨阿阇黎，竺老被禮請為教授阿阇黎，成為此次傳戒活動的三師之一，實在是非常殊勝的因緣。

正是這次傳戒活動的舉辦，為四川佛教界接引了一批新生力量，為緩解青黃不接的窘迫，起到了重要作用，竺老功不可沒也。

1985年，寶光寺傳戒盛況

此后，竺老于1987年秋新都寶光寺傳戒活動被禮請為羯磨阿阇黎，1987年冬云南雞足山祝圣寺傳戒活動被禮請為羯磨阿阇黎，1990年秋新都寶光寺傳戒活動被禮請為教授阿阇黎，1991年冬成都昭覺寺傳戒活動被禮請為羯磨阿阇黎，1993年夏洛陽白馬寺傳戒活動被禮請為第一尊證阿阇黎。

1987年秋新都寶光寺傳戒活動

竺老以古稀之年投入佛教劫后復興事業，既是地處繁華鬧市區重點寺院的住持，也是省市佛教協會的負責人，還肩負有參政議政的社會職務，可謂身居要職的川渝佛門領袖。

作為寺院的住持，他有證授皈依的眾多在家弟子，作為參與傳戒活動的佛門大德，他有數千計的出家弟子，在川渝僧俗弟子中有巨大的影響力。盡管如此，他始終保持僧人本分、衲子本色，視名利如浮云，泰然處之，常年以謙和、低調、樸實的面貌應世接物。

他總是深居簡出，不搞個人享受。記得1992年初，我到重慶佛學院求學，剛到院安頓好后，去向他禮座。竺老是我受戒時的三師之一，以羯磨阿阇黎的身份成就我的戒品，按佛門傳統禮儀，我理應去向他禮拜供養。

我搭衣持具去輕叩他的住所，當時羅漢寺的藏經樓竣工不久，設在藏經樓一層的丈室還沒有完全整理好，他住在大雄寶殿西邊一幢四層樓的磚混建筑里，那幢樓是當時的招飛辦遷出后留下的，他的寮房在第二層最邊上的一間。

我先是向他呈白求學的意愿后，展具向他頂禮，他慈悲地堅持讓我不用展具、不用頂禮，并簡單地詢問了我出家的一些情況。當得知我是從昭覺寺來，是昭覺寺原監院智益上人的弟子，囑咐我要好好學習，好好發心，以師父為榜樣。

當時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這么有影響力的一位大德，寮房里就一張簡易的木床，一個木制書柜，一張書桌，一張藤椅，一個木制洗臉架，暖壺、面盆和日常生活用品外，別無他物。

我入學后不久，他遷入了新的丈室，記得還去向他請教過兩次問題，丈室里的陳設依然是那樣的簡單，除了樸實以外，沒有任何的華麗陳設。竺老的生活作風，當時就給我的內心極大的觸動，至今回憶起來，仍然心存敬仰。

1987年冬云南雞足山祝圣寺傳戒活動

他衣著格外樸素，生活極其簡單。他的著裝都是以粗布簡料為主，從不追求光鮮麗質，有的衣裝甚至是從“文革”中的衣服加以改制而成，所以大家常常會見到他穿的短褂有時會有四個衣兜，甚至上面兩個衣兜會有翻蓋，很明顯這樣的衣服是從中山裝改制過來的，只是將原來的領子改作了大領，一方面是當時經濟條件有限，另一方面也是中華文化惜福惜物傳統的體現，這樣的改制僧服，他一直舍不得廢棄。

他重新復出的時候，已經是古稀之年的老人，本可安度晚年，但他以瘦弱之軀肩負起了歷史的重任。他外出時，幾乎不帶隨從，為了行動安全起見，所以他穿的中褂、大褂下擺都比較短，就是為了出門方便。

正是由于他的著裝并不講究，因此有的人對此頗有微詞，但他從不解釋，依然樸素簡潔，但求心安。他一日三餐幾乎是隨大寮餐食，從不講特殊。

由于羅漢寺空間狹小，建筑擁擠，在我求學的時候，還沒一個像樣的齋堂供僧眾過堂用齋，當時常住僧眾和學僧都是桌餐，他有時也會與同學們一道用餐，有時候會讓侍者從大寮取餐回寮房用餐，絕不講個人享受。

1990年秋新都寶光寺傳戒活動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羅漢寺的恢復重建已初具規模。竺老年事漸高，常常有精力不濟之感，于是著手思考羅漢寺未來的發展。經多方考慮，并得到有關方面的支持，他決定推舉大足寶頂山圣壽寺住持大果法師繼任羅漢寺法席。

1996年冬，敦請大果法師任羅漢寺首座，請他入住羅漢寺，熟悉羅漢寺內外寺務，逐漸醞釀新老交替工作。

1997年因緣逐漸成熟，是年深秋，竺老完成了他住持羅漢寺繼往開來的一件大事，將羅漢寺法席傳付大果法師。傳法偈一曰：獨登絕頂尋攀緣，放眼觀察遍大千；人法性空緣起有，西來真諦而今傳。此偈可以窺知到他一生在佛法學修中的領悟。傳法偈二曰：如來家業擔非輕，護國安僧一肩承；慧命傳燈無盡藏，人天處處法王城。此偈即是他對新任住持的厚望，也對羅漢寺的未來充滿了期待。

佛門中常有“提起容易放下難”的諺語，竺老以他對佛陀教法的深刻體悟和智慧，以他對佛教傳燈事業的高度責任感和使命感，不戀權位，不為名利所困，他不僅如此說，還如是行，該提起的時候義無反顧，該放下的時候云淡風輕。竺老身上這種淡泊名利，主動讓賢的亮節高風，值得后輩學習和發揚。

竺老與惟老于峨眉山萬年寺

竺老卸任住持后，搬入了退院寮，雖然卸去了繁重的寺務，但他的生活依然閑適而有規律，每天清晨依然堅持他練習了幾十年的“達摩十二手”，白天則堅持讀經、看報，常常也會關心時事，遇有弟子或信眾來拜望，他都會慈悲接應，簡單開示，鼓勵他們精進學修。

由于他的廣泛影響力，九十大壽時，他順應弟子們的愿望，過了一次生日慶賀，弟子們為他操辦的很是熱鬧，但他內心仍和往常一樣淡然，并在自己的九旬留影上題了一首詩：“日落西山憶故鄉，即須檢點辦資糧；等閑整頓好行李，莫到臨時手腳忙。”他通過這首詩，表達了自己的生死觀，這種對生死的超然和曠達，是他幾十年在佛法修為境界上的流露。

正如他自己所愿，以九十三歲高齡辭世的時候，當天堅持從醫院回羅漢寺，回到寺院退院寮后十余分鐘，便安詳圓寂，真正做到了“等閑整頓好行李”的功夫，展現出“莫到臨時手腳忙”的禪者風范。

四、法乳一滴 恩深似海

我初出家的時候，完全是出于信仰的情感，對佛法教理是茫然無知的空白狀態，如果說今天對佛教教義有一點認知的話，那第一站便是在重慶佛學院學習時奠定的基礎。

1990年，竺老與遍老、清定上師

1992年春，我在重慶佛學院學習時，竺老為我們講授《藥師經》。記得前面兩堂課并沒有直接涉及到《藥師經》的內容，而是為我們講述他為什么重視弘揚《藥師經》的思考，從玉琳國師修持《藥師經》的感應，講到弘一大師弘揚《藥師經》的典故。

印象深刻的是，他在講解中指出，佛教界對大雄寶殿中供奉三尊佛像的認知存在差異，有主張過去、現在、未來三世佛的，有主張法、報、化三身佛的，他從教理上分析后都不贊成。

他說：過去佛誰見過，現在佛誰遇見過，未來佛來都還沒有來，怎么可能用具像來表達。他還說：法身佛盡虛空遍法界都是，并無形象；報身佛是地上菩薩才可以見，凡夫是不能以肉眼見的；至于化身佛，也是化現不同身份度化眾生，哪有固定的形象。因此，他極力主張大雄寶殿中供奉的三尊佛像，應當中間為釋迦牟尼佛，左邊為藥師佛，右邊為阿彌陀佛。

他還從教理上為我們分析，釋迦牟尼佛應化娑婆世界度化眾生，就是要解決現實的“生”和“死”這一根本問題，左邊的藥師佛就是協助釋迦牟尼佛解決眾生“生”的問題，右邊的阿彌陀佛就是協助釋迦牟尼佛解決“死”的問題。

他自己之所以重視弘揚《藥師經》，就是要倡導學佛的弟子要更加重視“生”的問題，因為阿彌陀佛的凈土法門比較流行和普遍，比較能解決學佛弟子生命結束（“死”）的問題，但不能一邊倒，不然有失偏頗，不利于佛陀教法的全面弘揚。

他在講解中說，不解決好“生”的問題，“死”的問題也不一定會圓滿，解決好了“生”問題，“死”的問題也自然會迎刃而解，弘揚《藥師經》，就是要大力弘揚藥師法門，倡導佛弟子以藥師佛的十二行愿，積極過好現實的人生和生活。今天看來，竺老的這些見地和主張，是與太虛大師人間佛教思想一脈相承的。

重慶羅漢寺羅漢堂

1993年秋，我在四川省佛學院學習，時任院長遍能法師先后邀請各地諸山長老來院講學，竺老在這期間應邀為我們高級班學員講授《八識規矩頌》。

竺老來院時，已是八十二歲高齡，沒有攜帶侍者，我時任班長，受學院委派負責照顧他的生活起居，但他并沒有給我增添麻煩。

一天清晨，可能由于他不太熟悉環境，晨練時摔了一跤，手掌及膝蓋皆都磕的紫青，可把我給嚇壞了，好在他的身體還健朗，并沒有什么大礙，只是吩咐我去醫務室拿了幾貼膏藥敷上，仍然為我們繼續上課。

竺老講解《八識規矩頌》時，參考教材是范古農居士的《八識規矩頌貫珠解》，他自己也不帶書，就是空手走上講臺，一支粉筆放在講桌上，坐在講臺上侃侃而談，偶爾會起身用粉筆寫上生僻的佛學名詞。

印象深刻的是，他的講解與眾不同，他講解頌文的順序，是按照染、凈分類的原則逐句講解，先將每一類識的染污兩頌按第六識、前五識、第八識、第七識的順序講解，后將每一類識的凈分一頌按第六識、第七識、第八識、前五識的順序講解，這種與眾不同的講授方法，對我們新學習的學生來講，可謂別開生面，面貌一新。他最后才告訴我們，這是太虛大師的講授方法，在他的引導下，同學們對太虛大師也生起了格外的敬仰。

后來，竺老還在羅漢寺以同樣的方法講解過《八識規矩頌》，蔡榮賢居士非常用心，將講解全部記錄成文字，后編印成《八識規矩頌淺釋》印行。

1995年春，我與幾名在中國佛學院學習的同學到重慶參學，在羅漢寺掛單。初到羅漢寺時，我照例去向他禮座，奉上300元的供養金，當時老人家滿心歡喜地接受了供養。

哪知到了第二天，我正在羅漢寺一名執事的辦公室與各位同參敘舊，時任羅漢寺監院的智凱法師（1949年前曾在漢藏教理院務工，并親近正果法師；改革開放后依竺老剃度出家）來到辦公室，遞給我一個紅包，說是竺老讓他轉送給我的，并讓智凱法師轉達說，我是讀書的學僧，單金是很有限的，他哪里能收窮學生的供養。我也是不懂規矩，當著大家的面拆開了紅包，發現不僅原來供養的300元人民幣在其中，而且還多了三張100元的美金。

我當時一下驚呆了，站在原地沉默了好一會兒，霎時間我才明白，竺老送回來的不只是一個紅包，而是滿心的鼓勵和厚愛，當即我請智凱法師轉達了對老人家的感謝。

這看起來是一件不起眼的事，但竺老對待供養的隨緣淡泊，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讓我深受教育，心中對他的崇敬也油然而生。這件事雖然過去二十多年了，但它一直留在我記憶的深處，因為我體會到，老人家送回來的不僅僅是錢，而是他對后輩學僧的關愛，這是一份沉甸甸的慈悲之情，這份愛護之情，我一直珍藏至今，偶爾回憶起來，內心仍然充滿了溫暖。

2003年，竺老在文殊院升座活動上

竺老對我而言，不僅有佛法的啟蒙之恩，他還在我日后的成長過程中，給予了極大的提攜和幫助。2001年秋，我已從中國佛學院畢業到文殊院常住，時任文殊院監院的廣福師與常住諸師商議，準備舉辦為時一個月的“講經弘法月”，邀請川渝兩地高僧大德蒞臨文殊院空林講堂宣說法音。

講經舉辦前，文殊院寂真法師受派遣前往重慶，邀請竺老和惟老一同前來相助盛舉，也正是在這次講經活動，我為大眾講授了十七天的《金剛經》，為成都佛教界所熟知。講經開始的第一天，舉行了迎請和開座儀式，竺老、惟老真是慈悲高風，攜我一同受請和登座，正式開啟了為期一月的講經活動。

后來我才得知，在傳統叢林中，青年法師登座講經時，都有自己的師長護持引領登座，代表前輩對后輩的印可，名為“開大座”。竺老、惟老是德高望重的前輩，我自己并沒有這樣大的福報，能獲得如此殊榮，完全是二老的愛護和栽培，提攜之恩永生難忘。

2003年，竺老在文殊院升座活動上

2003年秋，我繼任文殊院住持，舉行升座儀式，由于是年有“非典”疫情，升座儀式的規模不宜過大，但我還是懷著崇敬的心情給竺老奉送了請柬。

令我感動的是，已很少外出的他，居然破例舟車勞頓前來參加活動，并至始至終見證了升座儀式的全過程，還參加了升座慶典，這份對后輩莫大的支持和關愛，對我的成長是殊勝的醍醐加持。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竺老參加完這次活動回到重慶三個月，就舍報西歸了。噩耗傳來時，內心無比悲痛，當時我受命正在籌備恢復成都大慈寺開放事宜，沒能及時趕去為竺老助念。

在竺老出殯荼毗的前一天夜里，我匆匆趕赴重慶，去送他老人家最后一程。當我趕到羅漢寺靈堂，瞻仰法相，向法體頂禮，凝望靈堂兩側懸掛惟老所撰的挽聯“精研教義，智慧如海，一生辛勞，人天供養，法音響徹千山萬水；住持正法，德行若山，倏爾示寂，眾生同悲，噩耗哀慟四海九州”，頓時眼淚盈眶，無限悲傷。

第二天早上，重慶市佛教界在靈堂為竺老舉行了追思會，重慶市委統戰部、市民宗委領導及有關部門負責人，各地諸山大德，重慶市佛教協會全體同仁參加了追思活動，惟賢法師在追思會上致悼詞，對竺老一生的功德給予了全面的總結和高度的評價。

追思活動結束后，惟老命我為老人家起龕，我強忍悲痛，跪說送行語，將老人家送上靈車，并護送靈龕至梁平雙桂堂荼毗。

在荼毗現場，我突然意識到，竺老十八歲在雙桂堂受戒，以九十三歲高齡走完人生最后旅程時，又回到了雙桂堂荼毗，受戒是正是進入佛門的始點，荼毗是此生落幕的終點，一始一終，同一地點，有始有終，一轉輪回，善始善終，可謂圓滿。

五、結語

竺老的一生，看似平淡，但他一生卻不平凡。他沒有豪言壯語，但他潤物無聲，為佛教事業履職盡力；他沒有驚天動地，但他默默耕耘，為三寶道場傾情奉獻；他沒有掀浪弄潮，但他潛心篤行，為培養僧材矢志不渝。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竺老幼年時，常常體弱多病，身體并不算好，但他能以九十三歲高齡辭世，也算是意想不到的奇跡。

古語有云：仁者壽。竺老的高壽，與他常懷慈悲之心的胸襟是分不開的，也與他一生樸素的生活方式、樸實的行事風格、質樸的待人之道、謙和的處眾風范有著極大的關系。

竺老辭世時，我曾以“門庭有托赴蓮邦，手腳不亂返故鄉。常念法乳失依止，空林月祭嘉陵江”的挽詩，表達對他老人家的深深崇敬之情。

如今，十八年過去了，我對老人家的緬懷和感恩之情，越來越與日俱增。（文/化空 圖/大勢營造古建筑 成都寶光寺）